渐渐透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与创新

作者:梅双庆子


【导语】

过去十年,中国的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一场变革,行业透明度正在逐渐增强。作为推动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重要的行动者之一,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创业于慈善行业遭遇社会信任危机之时,创新于缺乏成熟行业规范和自律机制的乱象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成功提升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和自律能力,并正在进一步影响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透明度提升。

 

陶泽坐在办公室座位上,打开机构网站,浏览最近的基金会行业数据。屏幕上显示出:截止到2018年1月16日,全国共有6386家基金会。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行业数据,
截止到2018年1月16日,全国共有6386家基金会。)

 

在中国,新的基金会正在不断出现,基金会发布的信息数据每天都在增加。这一切都被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实时抓取并呈现在其官方网站上。“目前中国基金会行业的信息披露率已经稳定在90%以上,”基金会中心网现任总裁陶泽说道,“但在基金会中心网刚刚开始时,一切都很艰难。”


缘起:让慈善行业透明起来

2009年12月9日清晨,时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召集了顾晓今(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商玉生(时任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理事长,北京恩玖中心创始理事长)、陶泽(时任NPP公益创投基金副总裁)等6位筹备小组人员,来到南都基金会会议室共同商讨筹建基金会中心网。“创办基金会中心网有三点考虑:一是公益慈善行业信息披露从基金会行业做起;二是基金会行业自律从信息披露做起;三是中心的工作业务从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做起。”徐永光条理清楚的战略思路来自他对慈善行业透明度的多年探索。

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发展关怀的中国慈善行业领导者,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慈善行业的自律机制和透明度问题。徐永光就是其中一位。然而,由于政策、社会环境、技术等条件制约,这一探索直到2009年末的这个清晨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行动者们决定采取行动,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行业透明度的提升和行业自律。

事实上,中国社会对慈善行业信息披露的呼声由来已久。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举国震动。据民政部资料显示,仅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5·12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其中捐款652亿元,超过了1996年至2007年全国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打破了中国捐赠史上的纪录。同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针对“汶川地震善款流向”进行了研究,并在当年公布了报告,内容显示截止2008年11月,全国高达672.5亿元的地震捐款中,有“八成地震捐款可能转入政府财政账户”。虽然政府承诺建立善款流向公示平台,但公开信息显示,该平台并没有问世。此外,调查表明,地震一年后仅有不到5%的捐赠者清楚善款流向。

邓国胜教授的报告引发了中国社会对善款使用的极大关注。而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丑闻”,则又给中国慈善行业另一记重创。事情起因于一个名为郭美美的女生在自媒体上炫富,其身份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虽然后来调查显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并无关系,但这一“乌龙丑闻”却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造成了中国慈善行业信誉的集体滑坡。

2010年夏天,由徐永光牵头,联合35家中国知名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成立。

(基金会中心网成立大会合影,2010年。)


徐永光称之为“顺势而生”: “中国公益行业有一批优秀的基金会,他们是有使命感的,他们觉得基金会应该可以做的更好,这个行业就也能做得更好,那么我们愿意把自己透明,让民间的捐赠资源流入优秀的机构。”在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主任的马明洁发布了当年的“捐款透明度公众调查结果”,其中提到:“公众对当下的公益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透明度是否满意?我们的数据显示,31.9%的人选择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作为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主要对外公布全国基金会注册数量、机构基本资料、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机构动态等,数据来源主要为各个基金会官方网站和各级主管机构,数据信息主要摘自基金会年报、审计报告、项目报告和机构动态等。事实上,尽管中心网仅仅聚焦于“基金会透明”,但代表了公众对整个公益行业提升自律的希冀。

“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和健康发展除了有助于基金会的进步,也会带动整个公益行业的透明,更会进一步带动社会的透明。”徐永光在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高峰论坛上如是说。

 

采集数据:仅仅“采集”是不够的

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基金会需要“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的年度检查”,其中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然而,因法律法规中缺少相应的问责制度,许多基金会并不重视信息披露和年报的填写上交,法律规定迹近形同虚设。

基金会中心网的创业是从数据采集开始的。事实上,2009年末清晨的筹备会议之后,徐永光开始召集愿意参与共同发起基金会中心网的基金会,筹建小组的成员们则积极调研并开始了人员招募和大范围信息抓取工作,主要通过网络和纸质媒介搜索基金会信息。

(以上两张照片均为基金会分类学研讨会,2011年。)


到2010年7月8日正式成立当天,中国1800余家基金会中,披露年度工作报告的基金会数量占比仅为16%。

为了进一步获得行业信息,提升行业信息披露占比,刚刚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走过了一段四处奔波、艰苦创业的道路。“我们联系不同的基金会、民间组织管理局,给他们打电话、发邮件,甚至写信,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的事情,希望他们支持。”陶泽对当时的工作情景历历在目,“幸运的是,我们的努力赢得了一些基金会和政府机关的支持,并拿到了相关数据。”通过不断的号召和沟通,截止2010年底,基金会中心将全行业的披露占比从16%提升到了30%。“但是30%之后就上不去了,”陶泽说,“一方面,我们刚刚成立太不知名了,很多基金会不了解我们;另一方面,不少基金会也在观望,希望随大流。那是很艰难的一段日子。”

为了打破僵局,基金会中心网决定发挥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借助传媒的影响力推动行业内部与社会公众对透明度的认知,理解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10年底正值《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颁布5周年,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了“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活动,该活动获得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支持,央视跟踪拍摄系列新闻纪录片,并在黄金时段播出。

(基金会中心网发起了“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活动,
发布 “中国基金会分布地图”,陶泽接受采访时表示,
公信力是基金会的生命力,而透明则是公信力的基础。2010年。)

 

活动期间,基金会中心网相关网页呈现了一份“中国基金会分布地图”,

浏览者可以检索自己所在城市,查看本地基金会的地理位置及其信息披露级别。基金会信息披露情况被划分为四等,由红蓝绿灰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等级——信息完整度最高的为红色,缺乏基本信息及年度报告的基金会则为灰色。这种简洁直观的呈现方式,激发了众多网友参与,也同时引起了基金会的广泛注意。

央视新闻频道则通过活动记录、实地探访、专家采访等方式,形成了3期、共28分钟的央视黄金时段集中报道,于2010年12月底播出。基于中央电视台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此系列报道一经播出,配合基金会中心网站开展的活动,基金会透明度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到次年(2011年)年初,基金会中心网数据采集量大幅提升,行业信息披露占比从30%成功突破达到50%。而截止到2011年底,该数据持续上升至85%。

“媒体的介入让我们获益良多,”陶泽说,“在媒体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实际上很多基金会并非有法不依,而是根本不知道、不了解这些法规。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基金会的信息化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媒体的介入不仅是在结果上成功地促进了行业信息披露情况的直接改善,也在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促进行业意识到透明度需求方面有很大帮助。”

 

创立标准:中基透明指数(FTI)

显然,单一的行业信息披露占比并不等于透明度本身。当信息披露占比逐渐上升之时,基金会中心网开始着手解决信息内容质量问题。“那段时间全国基金会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披露的数据质量不高,很多基金会填写年报时并不仔细。”陶泽回忆说,“此外,各家基金会披露信息渠道很不同,这也不利于我们的数据搜集和公众查询。”

由于2011年郭美美丑闻事件重创了中国慈善公益行业的公信力,许多基金会意识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希求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真正感受到行业整体面临公信力压力还是近两三年,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变化。舆论监督、公众问责,促使很多基金会在寻找通过自我变革、重拾公众信心的突破口。” 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顾晓今女士说到,“公众知道的信息越多,对我们的约束就越大,这将促使我们更加慎用资源以更好地负起责任。”

提升行业披露信息质量,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如公众想知道什么,什么信息是重要的,如何让呈现的信息更易被公众理解,以及更易获取?为解决这些难题,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开发出一个新的行业透明度衡量指数,将国家要求披露的信息、公众关心的内容、公众获知渠道、内容重要程度等方面的指标都囊括在其中。2012年8月29日,在基金会中心成立2周年之际,基金会中心网成功发布了中基透明指数FTI。这是一套综合了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度评价系统。

FTI评价体系有效地将行业和公众的需求囊括其中,不光将国家要求披露哪些信息(Ti)包含在内,还针对信息的质量问题(完整程度Ci)、不同信息的重要程度(指标权重Wi)以及信息是否易获得(信息披露渠道Si)进行了有机整合。某家基金会的透明度分数FTIn等于单个指标对应的四个参数的乘积的合计,公式如下:

FTIn=∑(Ti×Wi×Si×Ci)

中基透明指数FTI通过复杂的机器算法得出的结果简明扼要。清晰的分数和排名,可查询的分数完成(缺失)情况,以及通过基金会中心网就可以查阅的开放渠道,使之对于公众而言非常便捷。中基透明指数FTI的推出,一方面让基金会通过排名和指标、权重占比,了解自己透明度在全国范围的排名,并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方向地提升披露信息内容的质量;另一方面,FTI对公众完全开放,大家可以通过透明指数作为自己的捐赠参考,进而推动行业透明度的提高和公信力的增强。

“所有考核体系都是公开的,达到要求了,系统自然就会给出相应的分值,公众可以直接监督。”时任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的程刚阐述FTI的作用时说,“FTI不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排名,它是为了促进透明,促进基金会做信息公开,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透明度才能达到实效。”“透明指数的发布是以科学化的手段来管理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评价到。此外,排行榜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每月更新一次,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定期更新的特点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透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一锤定音的结果。”程刚解释到。

“‘中基透明指数’为中国基金会行业所独创,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创新。”徐永光谈及FTI时提到,“它能反映每一家基金会的基本组织情况、财务收支情况和项目运行情况,所有基金会无论成立早晚、规模大小,都适用同样的指数,公平公正,没有门槛。”

中基透明指数FTI从首次发布到现在已有5年,为了保证指数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基金会中心网每年都会与清华大学、各个基金会代表展开专题研讨,

(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举办的“2017年中基透明指数发展研讨会”,2017年11月。)


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调整,并将过程和结果事实公布给公众。正因为对该指数科学性的重视,FTI至今已成为政府、各基金会和公众讨论基金会行业发展时常被引用的重要依据。

 

信息透明的绩效:从地震救灾到善款跟踪

2013年春天,四川汶川南部的雅安市发生了7.0级地震,引发全国关注。地震发生第一时间,许多基金会迅速筹措物资前往灾区救援。与此同时,位于北京的基金会中心网也做出快速反应,仅在地震发生10小时后即上线专门的地震信息平台,实时披露有关地震救助信息,并与参与救灾的基金会保持沟通,尽可能保证救灾物资和人力信息的及时披露。

基金会中心网针对雅安地震实时披露救援信息的举措,是吸取了以往救灾过程中频出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的教训。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极重灾区北川震前人口约16万,震后却收到棉被超过22万床。四川省红十字会更出现了爆仓的情况,大量多余物资积压在机场和火车站无法得到处理。

在救灾的第一周,基金会中心网每日凌晨4点向参与救灾的基金会发布前一日救灾信息日报,通报救援时间、已知参与救援基金会数量及名称统计、总共筹措善款额度、物资类型与数量等,实时更新救灾进展。“你们的工作十分有必要,通过你们的信息我们了解很多人将纯净水送往灾区,但是婴幼儿奶粉和妇女卫生用品并没有涉及,这有助于我们及时调整调度和资源投入。”救灾期间,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这样说到。

4月23日,也即雅安地震72小时后,基金会中心网与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参加自律联盟的基金会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地震后第七日,基金会中心网提供了一项更系统清晰的总结报告,内容细致呈现了各大基金会捐赠的物资明细。从中可发现,第七日的物资要比最初三天的日报中呈现的物资种类和数量增加许多。之前少有提到的的婴儿奶粉、儿童营养品、女性卫生用品得到多家基金会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支持。这次行动彰显了信息透明度在突发事件救援中的重要性。

2013年雅安地震救援告一段落后,对救援资金的社会关注度逐渐减弱。但基金会中心网却从这时“低调”开始持续三年的善款流向追踪。“社会公众对救灾的关注会在一定时间段后消退,但是我们希望更进一步,持续关注善款的流向,通过此来增强行业自律的责任感。”陶泽这样谈及这个项目。根据他的说法,做善款跟踪同样是汲取了2008年地震救灾的另一个教训。

五年之前的汶川地震曾获得巨额社会捐赠。随后邓国胜教授公开质疑汶川地震巨额善款的流向。而《南都观察报》当时也曾这样报道过:“在四川慈善总会的公示中,使用方向多为‘成都市灾民生活安置’、‘应急阶段赈灾物资购置’,而如何安置灾民,采买了什么物资,花了多少钱,均没有公开。”从2014年到2016年,连续三年,基金会中心网与邓国胜教授合作,追踪雅安地震善款流向并每年发布一份追踪报告,披露善款走向。在雅安地震3周年当天,第三份追踪报告发布,其中显示全国共有357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累计募集款物19.06亿元人民币。三年来累计支出款物15.89亿元,占总募集额的83%。其中,已经披露详细用途的款物为14.31亿元,占支出总量的90%,剩余1.58亿元尚未披露详细用途。有86%的基金会披露了善款使用流向的信息,64%的基金会披露了使用过程信息,仅有9%的基金会披露有关项目的效果信息。

邓国胜表示:“数据显示,从汶川到雅安,基金会行业的自律和信息披露水平均有明显提高。基金会行业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亦君认为:“这三年的善款追踪也起到了一定的公共教育作用。通过连续性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告诉公众,善款并非马上都被用来购买物资,而是有规划、步骤的一系列行为。”

 

透明度的影响力

经过基金会中心网数年的努力,中国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得到显著提升,正在形成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首先表现于对基金会行业本身的规范作用。

2013年雅安地震期间,基金会中心网和多家基金会合作,进行实时救灾信息披露和资源整合,不仅大大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和救援效率,充分保障了捐款方的知情权,而且为整个公益慈善行业做出了自我规范的表率作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宣告成立。按照时任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的说法,虽然联盟形式还比较初级,但却标志着基金会行业自律的新阶段。他说:“行业自律问题是中国公益建设的首要问题。以基金会中心网为代表的第三方的行业探索,例如信息披露、中基透明指数等,能帮助大家提升自我的能力,已成为行业自律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次,透明度促进基金会行业提升组织能力。

正如何道峰所言:“行业自律绝对不是唯一的目的,更主要的是通过行业自律来推动行业内组织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本质。”2017年底,基金会中心网牵头成立了“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创始成员包括十家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环境类项目资助基金会,其宗旨是引领环境领域资助方向,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环境资助者交流平台,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之间的合作,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未来,这个新平台将通过各种形式,如发表环境领域慈善公益白皮书、建立环境领域慈善项目分类标准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等,引领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和资源合作。

第三,透明度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产生健康影响。

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四个月之后,基金会中心网披露了雅安地震公募基金会的筹款情况。数据显示,地震期间,在89家公募基金会中,有17家公募基金会的中基透明指数FTI满分,也正是这17家基金会筹款最多,达到 10.02 亿元,占公募基金会筹款总额的76%。对此,很多学者、专家和业界人士不断在不同场合发声:“捐款之前应该浏览中基透明指数FTI,在中基透明指数中看基金会的透明情况,然后再捐款。”中基透明指数已经开始影响社会捐赠的走向。

第四,行业透明度的提升也有益于政策倡导和改良。

通过行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基金会中心网可以在特殊时刻精准定位能够提供帮扶的基金会,并整合多方资源,产生杠杆效应,撬动更大的政策支持。例如2011年,相关研究表明全国仍有2000万儿童缺乏营养,从而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基金会中心网通过对后台数据分析,第一时间挑选出6家做儿童帮扶和营养关注的基金会,筹集了2000万资金。后续通过与媒体合作,扩大事件的影响力。至该年底,国务院批准了每年投入160亿人民币的膳食补助计划,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儿童的上学吃饭问题。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布。这部法案的起草过程长达10年,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法制化建设的里程碑。其中对于慈善公益机构信息公开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要求对募款后的项目实施情况也应定期公开。这都与基金会中心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不谋而合。

2017年9月,国家民政部与基金会中心网签署了《慈善中国信息平台运营协议》,标志着政府机构对基金会中心网多年来努力及其成果的认可,基金会中心网也开始正式成为政府的信息服务供应商。

 

未来的挑战

过去几年,基金会中心网主要还是“行业信息披露,公众被动接受”的工作模式,在陶泽看来,这和当下“互联互动”的网络社会有些脱节。“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信息发布形式还停留在‘黄页’阶段。”听起开这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却并非只是如此。正如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何道峰所说,慈善公益行业现状是“大多数社会组织跟社会公益对象之间的互动依然是居高临下之垂直性的、而非基于平等博爱的社会平行互动,因此现有组织社会平行激发的效率不高,公益宗旨不强,资源动员不足”。

“我们需要不断打破和改善这种不对等的局面,”陶泽认为,“从基金会中心网的角度来看,下一步就是在继续推透明度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和更好的产品设计把更多公众囊括进来,增进互动和交流。”

 在谈及互联网给公益行业带来的影响时,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认为:互联网打破了媒体的垄断,捐款人和受助人都是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公众的公益参与感在不断增强,因此对信息反馈的要求也在提高。

“我们希望未来不仅通过技术和产品设计把公益透明的公众参与度提升起来;更希望通过深度的数据挖掘和运用,推动公众信息自生产,来配合多方共同执行公益行业监督工作,丰富中国公益生态,助力社会转型和发展。”陶泽的表情很坚定,“这不会一蹴而就,但大势所趋。”

 

 

梅双庆子是基金会中心网的公关经理,《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学术主编关凯老师亦对本文做出了贡献。